春来多病，急欲辞世。幸于此辞，落在好朋友之手。此最难事，此余最幸事，尔等不可不知重也。

　　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1]，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后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勿太俗气，摇动人言，急于好看，以伤我之本心也。虽马诚老能为厚终之具[2]，然终不如安余心之为愈矣。此是余第一要紧言语。我气已散，即当穿此安魄之坑。

　　未入坑时，且阁我魄于板上，用余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但面上加一掩面，头照旧安枕，而加一白布中单总盖上下，用裹脚布廿字交缠其上。以得力四人平平扶出，待五更初开门时寂寂抬出，到于圹所，即可装置芦席之上，而板复抬回以还主人矣。既安了体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横阁其上。阁了，仍用芦席五张铺于椽子之上，即起放下原土，筑实使平，更加浮土，使可望而知其为卓吾子之魄也。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托焦漪园[3]书之，想彼亦必无吝。

　　尔等欲守者，须是实心要守。果是实心要守，马爷[4]决有以处尔等，不必尔等惊疑。若实与余不相干，可听其自去。我生时不着亲人相随，没后亦不待亲人看守，此理易明。

　　幸勿移易我一字一句！二月初五日，卓吾遗言。幸听之！幸听之！

　　注释：

　　[1]城外，指通州（治今北京市通州区）城外，当时李卓吾寓居通州。高阜即高地。　[2]马诚老：马经纶字诚所，官至御史，《续焚书》中多处称为“马侍御”，因触怒神宗，被贬斥为民，回通州家居。厚终之具：指厚葬的用品。　[3]焦漪园：即焦竑。竑字弱侯，号漪园，又号澹园，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是明代著名学者，李贽的好朋友。　[4]马爷：即马经纶。

　　赏析：

　　晚年的李卓吾，因身体多病，常想到死。他在《与周友山》中说：“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可如何！但等死之人身心俱灭，筋骨已冷，虽未死，即同死人矣。”在《与友人书》中又说：“多一日在世，则多沉苦海一日，诚不见其好也。……所喜多一日则近死一日。”（均见《续焚书》卷一）万历三十年（1602）春天，七十六岁的李卓吾病势沉重，有旦暮辞世之感，于是草拟了《遗言》，对后事作了安排。

　　作为哲人巨子的李卓吾是不怕死的。他曾提出过有名的“三不”，即“不畏死”“不怕人”“不靠势”（《续焚书》卷一《与耿克念》），面对死亡，泰然处之，视死如归。这只要看一下他对后事的安排竟是如此有条不紊，连抬他遗体用的门板要及时归还主人都想得到并且写在《遗言》之中，就可以知道他在死亡面前是如何地镇定自若了。透过这种镇定，我们看到了李卓吾那种对于生死已大彻大悟的哲人形象。

　　《遗言》中最感人者，是李卓吾的那片真情。他一生做人强调“真”，真情，真心，真话。至其将死，作为《遗言》，言语真切至到，尽是天然纯真的真性情。其“真”有三：一是对于“幸于此辞，落在好朋友之手”非常满意，所以他一再说“此最难事，此余最幸事”。对“好朋友”的真诚信任，友情的至深至笃，皆深含在“最难”、“最幸”几字之中。这开头的几句话，实在不容易得，它是李卓吾在经历了一生艰难的生活斗争和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之后才写出来的，决非一般生活平庸之辈所能道及。李卓吾是儒教的叛逆者，他因此受到封建卫道者们的种种迫害。就拿他在湖北黄安、麻城时来说，大骂其“大坏风化”者有之，阴谋将其“递解回籍”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阳解阴毒”者有之，动手“拆毁芝佛院”者有之，恨不得“一棒打杀李卓吾”者亦有之（上引均见《续焚书》卷一）。李卓吾的生命，就捏在这些卫道者的手里。当然，在最困难的时候，李卓吾也得到了好朋友们的无私援助。患难识友情。在病体不支，“急欲辞世”的时候，他处在敌人围剿之中，却没有“落在”敌人之手，而是“落在好朋友之手”，能由“好朋友”来给他安葬：这对飘泊危难中的李卓吾来说，确实是难得的结局！李卓吾的宽慰、激动之情，从“此最难事，此余最幸事”的表白中可想而知。当时李卓吾住在通州马经纶家，马经纶是李卓吾生死与共的朋友，本文中的“好朋友”当指马经纶等人。其二，对后事的安排，也完全出于至诚。本来，李卓吾是想老死在麻城芝佛院的，他预先造好了一座用来安放其骨灰的塔。不料麻城的卫道者们容不得这位“异端”，终于拆除了芝佛院，焚毁了他的塔，使他无处安身。及至通州马家，“春来多病，急欲辞世”，而且能“落在好朋友之手”，他对后事才作了这样的安排。他从选地、开坑、坑的大小尺寸以至如何掩埋、如何立碑等等，都作了详细布置。他的这种埋葬法，至俭，至洁，确如他自己所说：“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在他看来，“死有所藏，安其身于地下”（《续焚书》卷四《书遗言后》），也就可以了。所以他反对厚葬，反对俗气，认为一切“厚终之具”“终不如安余心之为愈”，并说“此是余第一要紧言语”。李卓吾的这番主张，既是对封建卫道者厚葬主张的挑战，更是他一生追求适性、率真的最后实践。于是，他以坦荡真诚的情怀要求他的弟子“欲守者，须是实心要守”，“若实与余不相干，可听其自去”。李卓吾一生教人真诚，不要做“言假言”“事假事”的“假人”，以至在《遗言》中还要加上这一条。关于对其坟墓守与不守的问题，李卓吾没有丝毫的假排场。他首先不要求亲人看守：“我生时不着亲人相随，没后亦不待亲人看守。”对于弟子，也同样不要求他们看守，但若“实心要守”，也不拂其意。这仍是李卓吾一生所恪守的适性、率真的人生宗旨。

　　事实上，李卓吾最终并没能在好朋友手里安安稳稳地了此一生。在他病情很重的情况下，当时的封建官吏仍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九）的罪名把他逮捕入狱，他终于在三月中旬某日被迫在狱中自杀。他的好朋友马经纶按照他的《遗言》，把他安葬在通州的北门外。

　　这篇《遗言》，一切发于至诚，而文字朴实，语意沉稳，虽大限将至，却如对友促膝扺掌而谈，无一悲戚之语，无一苛求之事。谁能想到，一个在封建社会里惊天动地的人物，对自己后事的安排，竟是如此的简单！他不愧是一位大彻大悟的哲人。

　　（邱鸣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