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法师在泉州史事研究
吴幼雄
泉州师范学院
内容提要：
圆瑛法师与泉州的因缘。圆瑛法师主持重修千年古刹——泉州开元寺，为泉州佛教的重兴作出贡献。圆瑛法师创办泉州开元慈儿院，为泉州近代佛教慈善机构，为泉州地方和佛教培养人才。圆瑛法师主持重刻《泉州开元寺志》，为保存泉州佛教历史和文化贡献巨大。
关键词：
圆瑛 泉州 史实 研究
圆瑛法师（1878—1953年），福建古田县平湖端上村人。俗姓吴，名亨春。18岁于福州鼓山湧泉寺出家，19岁受具足戒。法名宏悟，字圆瑛，号韬光，又名一吼堂主人、三求堂主人、灵源行者、离垢子。
民国初年，圆瑛法师“经通三藏，名震一时”，讲经宏道，法誉闻于国内外诸丛林，名山古刹，争相延聘。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月，转道和尚请圆瑛法师到新加坡光明山普觉寺，讲《大乘起信论》，席间谈及泉州开元寺，为闽南千年古刹……唯因年久失修……与圆瑛、转物二位大师发愿重修。(1)在此后的四至五年间，圆瑛法师在泉州留下许多史迹、遗物和有关史料。如今提起此事，时隔80多年，人们多所遗忘，说法不一。故有必要对这一段史事进行考证和研究。圆瑛法师为泉州留下的是一大段泉州佛教文化复兴的历史，因此，它又是中华传统文化史的一个部分，甚为珍贵。本文分几个部分考证于下。
一、圆瑛法师与泉州开元寺的因缘
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月，圆瑛法师“应槟榔屿极乐寺之请宣讲《阿弥陀经》……并与转道、转物二师商议回闽后，重兴泉州开元寺”。同是《圆瑛法师年谱·序言》则记：“1923年在南洋讲经时会同星洲转道、巴生转物二和尚，三人共同发愿重兴泉州开元寺，并创设开元慈儿院收容失父母的孤儿”。(2)
就第一说，似乎是圆瑛、转道、转物等三人于槟榔屿极乐寺相遇，并商定回国后重兴泉州开元寺。就第二说，则泛说“在南洋讲经时会同星洲转道、巴生转物……三人共同发愿重兴泉州开元寺”。槟榔屿，在今马来半岛西一小岛。巴生，即今马来西亚雪兰莪巴生地方。
新编《泉州市志·宗教》则记，“民国初年，泉州僧人转物建雪兰莪巴生观音寺；抗战前（泉州僧人）转道在槟城建妙香林地藏寺，圆瑛任方丈”。又记：“1927年，新加坡成立佛教会，转道任会长”。(3)
在《圆瑛大师年谱》第80页，《大师之同参——转道和尚》载：
于新加坡光明山建普觉寺，请圆瑛大师讲《大乘起信论》。席间谈及泉州开元寺，为闽南千年古刹，乃唐匡护祖师所建之法幢。唯因年久失修，绀宇尘封。与圆瑛、转物二位大师发愿重修。(4)
而吴亨春（即圆瑛法师）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八月作《泉州开元寺志·重刻序》云：
慨自隆（乾隆）嘉（嘉庆）以降，圣贤不作，寺规日弛。迨至民国，剥落殊深。唯是时机既至，法会当兴。乃有圆瑛法师，经通三藏，名震一时，讲大乘论于南洋星洲。会遇转道和尚及其师弟转物大师，三人发愿重兴斯寺，并创办开元慈儿院。(5)
还有圆瑛法师作《泉州开元慈儿院第一届报告书·序》云：（民国）“十一年（注：应为十二年之误）讲经南洋群岛，于新加坡会遇转道和尚及转物禅兄，三人共议重兴开元寺，并创办开元慈儿院，开办费由转道和尚全部负担”。（6）
综上所述，圆瑛、转道和转物等“三人发愿重兴泉州开元寺，并创办开元慈儿院”的地点，不是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而是1923年于星洲（即新加坡）讲《大乘起信论》时，在“席间谈及泉州开元寺”时，“三人发愿重兴斯寺”。这便是圆瑛法师在《泉州开元寺志·重刻序》所说的“唯是时机既至，法会当兴”了。圆瑛法师与泉州开元寺的因缘从此开始了。
二、圆瑛法师主持重兴千年古刹——泉州开元寺。
民国十三年（1924年）三月，圆瑛“大师回国至福建泉州，任开元寺住持”。五月，“函请转道、转物二法师回国”。九月，圆瑛“大师接二法师入开元寺。甫三日，园中有桑开白莲花，有桃开红莲花之异。遂命开工兴修。由大殿以至万善戒坛及双石塔，无不加工兴修”。(7)泉州开元寺佛教博物馆资料记，时“转道任住持，圆瑛任都监，转物任监院，开元寺出现中兴”。
而吴亨春撰《泉州开元寺志·重刻序》则记：
转道和尚本泉（州）僧，俗姓黄，亦紫云一脉，对开元素抱兴复之志。既得圆师任其仔肩，遂慨出钵资数万元，以为开办费用。圆师与物师，于民国十三年九月入寺，兴工三日，桃开红莲以应瑞兆。泉（州）人睹者，靡不称异。(8)
《年谱》记三位法师“入开元寺，甫三日，园中有桑开白莲花，有桃开红莲花之异”。而《重刻序》则记：“兴工三日，桃开红莲以应瑞兆，泉人睹者，靡不称异”。二说略有出入，应以圆瑛法师自撰的《泉州开元寺志·重刻序》为准。况泉州古有民谚，谓“十月小逢春”，说的正是农历十月泉州气候温暖，如小阳春天，桃花、碧桃花又一次开花。故圆瑛法师所记与闽南节气符合。且《圆瑛大师年谱》“第一部分”后，附有照片一帧，是圆瑛法师举起右手，食指指向“桃开红莲”。照片说明是：“民国甲子（注：民国十三年，1924年）九月，重兴泉州大开元寺，桃开红莲应瑞，摄影纪念”。
圆瑛法师主持重兴泉州开元寺哪些工程呢？据《圆瑛大师年谱》载，1924年重兴泉州开元寺是“由大殿以至万善戒坛及双石塔，无不加工兴修”。又据新编《鲤城区志·人物志》载，当年被圆瑛法师聘为重兴开元寺的傅维早工程师，他负责兴修了“甘露戒坛、功德堂、尊胜院……法堂和东、西石塔”。民国十四年（1925年），重修戒坛工程落成后，圆瑛法师为戒坛书写柱联云：“佛是众生慈父”、“戒为汝等大师”。同年，重兴法堂工程落成，檀樾黄仲训为法堂刻赠柱联云：“布金遍地舍宅双林问四大空时于何坐处；闻木樨香知梅子熟是三乘妙谛不落言诠。民国十四年乙丑，黄仲训敬题。” (10)
而吴亨春作《泉州开元寺志·重刻序》，对重兴过程记载十分详细，云：
三人发愿重兴斯寺，并创办开元慈儿院，转道和尚本泉僧，俗姓黄，亦紫云一脉，对开元素抱兴复之志。既得圆师任其仔肩，遂慨出钵资数万元，以为开办费用。
这就是说重修泉州开元寺和创建泉州开元慈儿院两项工程是同时开始的，而全部经费是全靠转道和尚“钵资数万元”。而《圆瑛大师年谱》1927年《大师之同参——转道和尚》则记，转道和尚“出其多年行医所得数万元，经数载竣工”。
吴亨春《泉州开元寺志·重刻序》又记：
圆师复以重兴之工程既钜，不得不仰慕檀施。按开元自黄守恭长者，舍园建寺以来，设祠立像，推紫云黄氏为檀樾主。前度兴复，黄氏亦与有功焉。于是约同
因“圆师复以重兴之工程既巨，不得不仰慕檀施”，所以圆师约人介绍到厦门鼓浪屿找开元寺檀樾黄氏及老友黄仲训。黄仲训同其弟仲赞捐建法堂为之倡；时任上海中南银行董事长南安金淘人黄奕住捐修开元寺东塔；菲律宾华侨巨商晋江东石人黄秀烺捐建开元寺西塔。修开元寺之事，都有着落了，“圆师欣然而返”。
然圆瑛法师重修泉州开元寺用几年的时间呢？据明旸《圆瑛大师年谱》（第88页）说是“经数载竣工”。在吴亨春《泉州开元寺志·重刻序》则有明确记载：
民国十三年（1924年）九月入寺……乙丑（民国十四年，1925年）八月慈儿院开幕……丙寅（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自赴南洋，筹募慈儿院基金，冀垂永久。至丁卯（民国十六年，1927年）三种工程，次第落成。
这就是说，圆瑛法师重修泉州开元寺自1924年9月至1927年费时三年，其间还抽出时间“自赴南洋，筹募慈儿院基金”，使“剥落殊深”的泉州开元寺，“重整清规，梵诵肃然”。其精诚用心极矣。
圆瑛、转道、转物三人还重修泉州开元寺桑莲古迹，立下石碑为记，碑文云：
唐垂拱二年二月，黄守恭长者昼梦一僧，乞桑园为寺。恭曰：须桑开白莲，乃舍。僧喜谢。梦觉见一千手眼观音，飞空而去，心窃异之。次日，本寺开山始祖匡护禅师来乞桑园为寺。长者即从梦语难曰：须桑开白莲乃舍。祖曰：可。越三日，果尔桑开白莲。道行所感，舍园建寺。迄今已千有余年，此树仍存，灵秀钟毓，历久不朽。因砌以石，用彰古迹云。
民国十三年，重兴本寺同愿沙门转道、圆瑛、转物谨志。
重修开元寺工程落成，圆瑛法师留下墨宝云：
相即实相，随缘不变；
云散空澄，水清月现。
圆瑛法师用题字表明自己的心迹和思想境界，欣然功成身退。至今泉州开元寺道场尤为隆盛。
三、圆瑛法师创办泉州开元慈儿院
关于圆瑛法师创办泉州开元慈儿院的史料有以下几段记载可互为参照。
(1)吴亨春作《泉州开元寺志·重刻序》云：“会遇转道和尚，及其师弟转物大师，三人发愿重兴斯寺，并创办开元慈儿院……乙丑（民国十四年，1925年）八月，慈儿院开幕”。又记：“丙寅（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自赴南洋，筹募慈儿院基金，冀垂永久”。
(2)民国十六年（1927年）十月，圆瑛法师作《泉州开元慈儿院第一届报告书·序》云：
十一年（应为十二年之误）讲经南洋群岛于新加坡会遇转道和尚及转物禅兄，三人共议重兴开元寺，并创办开元慈儿院，开办费由转道和尚完全负责……即于九月十二日同转物禅兄至开元寺竭力建设，至次年中秋行开幕礼。十五年（1926年）春，念开办既成，而基金元着，终非持久之计，于是远渡南洋，为孤儿请愿。
(3)
名称：晋江县城西区私立开元慈儿院。
种类：初、高二级小学。
校址：泉州开元寺西偏。
开办经过：本院创办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由开元寺住持释转道联同释转物、释圆瑛发起。初名泉州开元慈儿院，先由转道倡捐开办费二万元，并由圆瑛担任出洋募集经费，邀同南洋新加坡、马六甲各埠侨胞组织某坡泉州开元慈儿院董事会。成立后回国即会同当地士绅黄抟扶、吴增等商定将寺内栖云旧址拓充建筑院舍。遂于九月初动工建大讲堂楼屋七间，并教室、宿舍、膳堂、厨房、休息所、办公室、招待处等，至次年陆续落成。本十四年（1925年）七月开始招生，已收养孤儿四十八名，遂择十五日（注：中秋节）行开幕礼。
当由公推转道为正院长，圆瑛为副院长，转物为监院，颜曼侬为总主任，嗣曼侬辞职。十五年（1926年）冬，新加坡董事会函聘叶青眼为总主任，时转道已往星洲，圆瑛亦回甬主持佛教。乃由公推总主任叶青眼为代理院长。原名泉州开元慈儿院，于十七年（1928年）十一月，由晋江县教育局改编为晋江县城西区私立开元慈儿院。（9）
综上史料记载，泉州开元慈儿院土木基建时间是自民国十三年（1924年）九月十二日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历时十一个月。开元慈儿院的地址是泉州开元寺内栖云院旧址，“就旧址拓充建筑院舍”。慈儿院的规模是“大讲堂楼七间，并教室、宿舍、膳堂、厨房、休息所、办公室、招待处等。”第一期招生人数是48名。慈儿院最初行政组织机构和人事变动，是“由公推转道为正院长，圆瑛为副院长，转物为监院，颜曼侬为总主任，嗣曼侬辞职”。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冬，“新加坡董事会函聘叶青眼为总主任。”
可是，“时（1926年，冬）转道已往星洲，圆瑛亦回甬主持佛教，（事实是1926年4月，圆瑛重渡南洋为开元慈儿院募捐。12月奉舍利回泉州开元寺。而1927年全年在福州）乃由公推总主任叶青眼为代理院长。”这时，慈儿院“原名泉州开元慈儿院，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一月，由晋江县教育局改编为晋江县城西私立开元慈儿院”。
《年谱》附有一帧开元慈儿院欢送圆瑛法师赴南洋募捐之照片，文字说明云：“泉州开元慈儿院开国庆纪念会，并欢送圆瑛院长出外募集基金摄影。民国十四年（1925年）‘双十节’”。可见慈儿院刚开幕，圆瑛法师又亲赴南洋募捐了。
以上《泉州开元寺志·重刻序》和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签署的档案文件之记载，有叶青眼总主任和代理院长的记载互为参照。叶青眼在《办理佛教慈善工作三十年来之经过》一文中写道：
我于尔时，尚旅居鹭岛（今厦门），被请为董事，道公实为院长，瑛公为副院长，物公为监院。院务由宁波某某居士负责（注：此人系辞职的颜曼侬总主任，这里不直书其姓名）。不料好事多磨，未久院中发生严重纠纷，不得了。
我被邀请来作调人。旋新加坡开元慈儿院董事会董事长林志翁，及老友庄董事丕唐，函电交驰，委我为总务，主持一切院事。旋而道公、瑛公，委我为代理院长。（10）
正当圆瑛法院倾尽全力创办泉州开元慈儿院之时，民国十四年（1925年）四月，宁波天童两序大众及文质和尚分别致函大师，恭请大师出任天童寺住持。圆师致函文质和尚辞谢所请，函曰：“重兴闽南古刹，创办闽南开元慈儿院，规模初具，开幕在即，此次赴甬购办院生的衣、帽、被、帐等，不久即欲动身……况开元慈儿院……诸务交集鄙躬，一时无由摆脱，断未可舍彼就此而失大信。”（11）
据明旸《圆瑛大师年谱》民国十五年（1926年）记，圆师“四月，第四次重渡南洋，为筹募泉州开元慈儿院基金。所得之款，于马六甲组织基金董事会，保管本息。将所得之息金，分期汇交慈儿院，冀垂永久”。（12）又记，是年十二月，圆师“奉舍利回国，安置于泉州开元寺”。（13）而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签署开元慈儿院情况表则云：1926年“（时）圆瑛亦回甬主持佛教”，此说不实，应以《圆瑛大师年谱》所记为准。因民国十五年（1926年）四月以后的全年，圆瑛法师都在南洋。且民国十六年（1927年），都在福州，十月还作《泉州开元寺慈儿院第一届报告书·序》。
在圆瑛法师数次远渡南洋的努力下，泉州开元慈儿院的经费来源如下：
（1）资金：新加坡董事会基本基金一万五千元存放新加坡陈嘉庚公司，由该董事会保管，每年生息一千四百四十元。
（2）马六甲董事会置基金业产树乳园五十一基甲，价值二万五千元，每年生息二千元。
（3）创办人主持释转道常年捐大洋八百元。
（4）董事常年捐资四百元。
（5）临时捐款。（14）
据1934年9月10日民国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训令教育厅文件云，泉州开元慈儿院经济来源有二。一是南洋董事会负主要责任；二是“筹基金在泉（州）置产”，收租金以供慈儿院日常费用。训令云：
（慈儿院）十四年成立，收容孤儿以养以教，迄今十载，学额逐年增多，各界目为父母师保，诚为地方慈善机关。现在校教养者一百四十名，皆孤苦无依之生，通学者十八名。现在院长为叶青眼（实为代院长）……稽核历年该校支用平均计算，每生年约需资一百元，全赖南洋群岛华侨鸠捐资助，且筹基金在泉（州）置产。乃上年闽变，猝遭兵燹，店屋付之一炬，学校又罹回禄，以储资建复校舍基金顿失。南洋商业又不景气，似有不克兼顾之势，而孤贫无靠儿童踵门求学者不辍。近年来泉属好善之人亦有捐助，但觉杯水车薪相差仍巨，自非从优补助恐不足以维持。（15）
按以上“训令”所说，平均每生一年需花费一百元，一百四十名学生年需经费一万四千元。而南洋董事会每年只能汇来利息和捐献四千六百四十元，经费已捉襟见肘。原本慈儿院为广开财源，“在泉置产”收租金，不料世事难料，一方面是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主张抗日（即所谓“闽变”），遭蒋介石镇压，攻入泉州，慈儿院“店屋付之一炬，学校又遭回禄”。另一方面是出现二战前世界经济危机，“南洋商业又不景气”，出现慈儿院“不克兼顾之势”。虽然有好善之人的捐献，“但觉杯水车薪相差仍巨”。所以，不得已向国民政府申请“非从优补助恐不足以维持”。
这里，补述一下抗日战争时期，开元慈儿院是内迁南安高田或南安小雪峰寺的问题。慈儿院毕业生蔡尔辇（1936年入院，1939年离院）在《追忆泉州开元慈儿院》一文中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院内迁南安高田”。（16）而同为开元慈儿院毕业生陈永安（1939年入院，1945年离院）在《抗战期间泉州开元慈儿院》一文中则记：“大概是日寇侵犯福州的那年吧，开元慈儿院疏散到南安雪峰寺。不论大小，人人都步行到达”。（17）
以上陈氏之说，因为疏散南安雪峰寺是陈氏的亲身经历，且有以下史料为证。1939年5、6月间，日军飞机对泉州进行多轮轰炸。泉州开元寺于5月9日中弹二枚，法堂被毁，“炸死僧人义普、瑞显、元回、瑞文、元泽五人，伤六人”。5月10日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中弹一枚，“大殿塌一角”。（18）寺内准提院亦中弹数枚，几枚未爆炸。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泉州开元慈儿院被迫于是时迁址南安小雪峰寺。
又据1948年1月被聘为开元儿童教养院院长的
最后，补述一下开元慈儿院改名——开元儿童教养院的问题。据陈永安《抗战期间泉州开元慈儿院》一文云：“院名是徐季元任晋江县长时改的……作为徐县长‘新政’的一件事，就是将开元慈儿院收为县办……叶院长和董事们都不同意。不久，院名却改为‘泉州开元儿童教养院’，并对外招收男女生，都是通学生，只教不养，酌收学费。”
但据1946年5月8日，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档案有《福建省政府为晋江私立开元儿童教养院呈送申请补助书代电》致浙闽救济分署厦门办事处：
查属院为保育机关，自民国十四年（1925年）创办迄今，凡二十二年，专事收容一般孤苦无依儿童。抗战后兼收征人子弟及难童、侨童予以教养，举凡食衣住行、教育及一切生活费用，悉由本院供给。经费来源大部分仰赖南洋侨董接济。太平洋战后接济断绝，现犹未复，维持至为困难。……恳请准予转请善后救济总署浙闽分署予以赈款及赈品补助……保证人系晋江县商会及县教育会……据此，查该院办理多年，成绩卓著，其经费来源多仰赖侨董接济。自太平洋战后，侨汇断绝，维持困难，且该院因受敌机两次轰炸，损失甚巨，拨款资助实属需要……电请查照，迅赐准予统筹配拨。（20）
依救济总署档案文件看，私立开元慈儿院只是改名私立开元儿童教养院，未见改为“县办”。而且“抗战后兼收征人子弟及难童、侨童予以教养，举凡食、衣、住、行、教育，及一切生活费用，悉由本院供给。”可见，直至1946年5月，私立开元儿童教养院的性质仍然是私立的保育机关。
查晋江县长徐季元系浙江兰溪人，于1944年5月1日至1945年9月1日在晋江县任职。（21）可见，开元慈儿院改名——开元儿童教养院，时间在抗战胜利前夕。
又据，《佛教公论》（复刊）第五期的“来函照登”栏目有1946年泉州
四、圆瑛法师主持重刻《泉州开元寺志》
明万历丙申（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有陈止止撰《开元寺志》，但“探考疏略，众弗以为善”。崇祯壬午（崇祯十五年，1642年）福州鼓山释元贤作《泉州开元寺志》（22）。自此以后二百八十五年，无人重修和重刻《泉州开元寺志》。
据吴亨春《泉州开元寺志·重刻序》云，“至丁卯（民国十六年，1927年），‘三种工程’次第落成。
五、结束语
综合以上史料考证，结论如下：
民国十二年（1923年）二月，圆瑛法师于新加坡讲《大乘起信论》，与泉州籍转道、转物二位和尚，发愿重兴泉州千年古刹——开元寺，并创建泉州开元慈儿院，此为缘起。
民国十三年（1924年）九月十二日，两项工程同时动工，有“桃开红莲瑞应”。
民国十四年（1925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泉州开元慈儿院举行开幕礼，正式开办。十月，圆瑛法师再次亲赴南洋，为开元慈儿院募捐。
民国十五年（1926年）四月，圆瑛法师又赴南洋为开元慈儿院募捐，并在南洋设董事会管理慈儿院基金，“冀垂永久”。
民国十六年（1927年），重修泉州开元寺工程“次第落成”。圆瑛法师又受檀樾
十月，发表《泉州开元慈儿院第一届报告书·序》云：“圆瑛先生所办孤儿院，不是求名，专为利生，一待功成，即行身退。”
圆瑛法师对泉州佛教的重兴与佛教慈善事业的创办以及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维护有史为证，功德无量。
注释：
（1）明旸编《圆瑛大师年谱》第80页，（1923年），上海圆明讲堂，1989年8月。
（2）同注（1）《圆瑛大师年谱·序》第5页。
（3）新编《泉州市志》，卷48，宗教，第二章，佛教，第6节《佛事往来》，第3536—35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
（4）明旸《圆瑛大师年谱》第80页，《大师之同参——转道和尚》
（5）吴亨春重刻《泉州开元寺志·序》，民国十六年八月上浣，“古田吴亨春于甬江旅次”。
（6）明旸《圆瑛大师年谱》第99页。
（7）明旸《圆瑛大师年谱》第84页，民国十三年，1924年。
（8）同注（5）。
（9）泉州市档案馆编《民国时期泉州华侨档案史料》，四、《侨办教育》，（二）小学，晋江县，第246—248页，《省府关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请补助晋江开元慈儿院给教育厅的训令》，1934年9月10日，秘三字3793号。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10）思归子（即叶青眼）《办理佛教慈善工作三十年来之经过》，载《佛教公论》复刊第十七期，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八月。
（11）明旸《圆瑛大师年谱》第90页，民国十四年，1925年。
（12）、（13）明旸《圆瑛大师年谱》第94—95页，民国十五年，1926年。
（14）、（15）同注（9）第248页和246页。
（16）蔡尔辇《追忆泉州开元慈儿院》，载《泉州文史资料》第十六辑，泉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4年6月。
（17）陈永安《抗战期间泉州开元寺慈儿院》，载《泉州文史资料》新九、十辑合刊，泉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92年7月。
（18）张仰薇《侵华日机轰炸泉州罪行录》，载《泉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泉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2年12月。
（19）伍泽旭《泉州开元儿童教养院简史》，载《泉州华侨史料》，第二辑，第178页。泉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泉州市侨务公室合编，1985年10月。
（20）《福建省政府为晋江私立开元儿童教养院呈送申请补助书代电》（1946年5月8日），善后救济总署档案，收入《民国时期泉州地区档案资料选编》第456—457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泉州市地方志编委会、鲤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合编，闽新出（泉）内书刊第95026号，1995年9月出版。
（21）新编《晋江县志》卷42，人物表录，第1647页。晋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4年3月。
（22）释元贤《泉州开元寺志·序》，崇祯癸未（1643年）春。
参考文献：
（1）明旸《圆瑛大师年谱》，上海圆明讲堂，1989年8月版。
（2）新编《泉州市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版。
（3）释元贤《泉州开元寺志》，崇祯癸未（1643年）春刻，民国十六年重刻本。
（4）泉州市档案馆编《民国时期泉州华侨档案史料》，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8月版。
（5）《佛教公论》复刊第十七期，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出版。
（6）泉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泉州文史资料》第十三辑（1982年12月）、十六辑（1984年6月）、新九、十合刊（1992年7月）。
（7）泉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泉州市侨务办公室合编《泉州华侨史料》1985年10月版。
（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泉州市地方志编委会、鲤城区地方志编委会合编《民国时期泉州地区档案资料选编》。闽新出（泉）内书刊第95026号，1995年9月版。
（9）新编《晋江县志》，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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